五四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如有人已经指出的，是权威崩溃伴随价值观念失落。还应当补充一点，就是现代意义的民主观念在当时影响的扩大。
在五四时期，政治权力的争夺固然仍旧是以强力甚至武力为依托，然而，在国家政权体系上却保留了国会、内阁及选举的形式。我们过去往往把这种形式视为徒有其表，只着重说这个时候的政治实质上是封建军阀专制这一面。其实不然，当时的民主形式及其反映的社会思想舆论界的一般价值取向对于专制势力是有一定制约作用的。所以，段祺瑞想操纵政权，要通过安福俱乐部在国会中的多数席位来实现；吴佩孚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最佳办法是支持学生运动和主张召开国民大会；曹锟想当总统不能自封，还是要拿钱去贿买议员……这些现象当然不能说是民主真正实现了，也不能说民主深入全国四万万人民之中了。但是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里，在可以决定政治文化的某种倾向的范围里，“民主”这一观念成了无形的权威。
这种民主意识的高涨与政治权威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构成的政治文化特点在当时发生了几种作用：一是由于出现政治无序与伦理道德失范状态而产生强烈的建立新秩序新价值观的需求。这为知识分子和一些党派中人探讨新的秩序和新价值观提供了动力，所以当时一段时间里各种思潮、各种主义蜂拥而起。二是由于需要对新秩序新价值观念作出阐释，而提高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说话的权威。因此知识分子敢于去探寻新思想，敢于讲出自己真实的看法，敢于去抨击当政的军阀官僚政客。三是由于民主观念对掌握政权的一部分人的影响渗透，在相当程度上销蚀了专制势力的能量。正因为此，大骂军阀官僚政客为“高等流氓”，高呼“除三害”，在五四运动中散发传单的陈独秀被捕后得到多方营救，最后竟无罪释放。总之，民主意识高涨与政治权威和传统价值观念崩溃一起出现这样一种状况，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政治运动得以发展和迅速扩大影响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一，五四示威运动动员了群众；其结果造成政府让步，鼓舞了群众；这件事本身又促进了知识分子、进步党派与民众结合。这种情况在五四运动以前是少有的。它也不同于古代社会的农民起义。这种民众运动一方面对政府的决策造成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揭露政府的腐朽反动，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亦即有利于政治文化的变化。
其二，五四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得到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套新的政治思想。从这一点说，不同于古代的也不同于五四时期的新中国的政治文化的产生，与五四运动有密切关系。
其三，在传统政治文化中，民众处于受治的地位，是无权言国事的。五四运动改变了这种观念。突出的表现是平民主义思潮大起，劳工神圣、平民神圣的口号十分普遍。这平民主义也可以说是平民民主主义或大众民主主义，是一种要求彻底平等的思潮。其中又分为两种倾向，一是主张社会上层人物不要轻视下层人，应该奉行互助论，尊重下层人，帮助下层人，以实现社会平等。一是主张推倒整个上层社会，使下层民众获得解放，使大家都做一样的“平民”。在这两种观念，特别是后一种观念中，普通民众被视为社会政治的真正主人。这种价值观念是传统政治文化中所没有的。持这种观念的知识分子后来大多成为共产党人。因此，它在共产党根据地政权建设中以工农政权的形式得到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以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在新的政治文化中得到体现。
值得指出的是，平民主义民主观念不仅要求确立普通民众在政治中的主人地位，而且要求平民参与政治管理与决策。在当时提出的做法有：由平民管理监督选举和直接立法，实行自下而上的平民自治，以自由召集国民大会的形式行使直接民权，实行工会或职业协会组织与国家行政机构共同管理政治，等等。这些思想对于增进社会中更多成员的政治参与意识的现代政治文化观念的发展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平民主义思潮中出现了一种非精英倾向，即贬低知识分子作用的倾向。典型的是陈独秀当时提出一个口号：要把过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改变为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的观念。这种倾向在后来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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